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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04月11日 16:29 PM
台湾学运暴露两岸深层危机
笑蜀 为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中文网撰稿
台北论坛董事长苏起4月1日带团访问大陆,与国台办、商务部等部门交流。谈到太阳花学运,大陆官员很困惑。商务部一位官员就说:服贸协议规定的台湾对大陆开放的项目,要么早已开放,要么是早已适用其他国家的待遇;且大陆对台湾的要求不多,实在无法理解台湾为何有这样的反弹。大陆当局的这种困惑,实际是对台湾民意的隔膜。但隔膜的岂止是大陆当局。
两岸当局都难读懂“太阳花”
纯就经济而言,大陆官员说的可能不差。服贸对台湾服务业可能尤其利好,因为没有独特资源、制造业也不强悍的台湾,竞争力最强的就是服务业。若服贸协议生效,则整个大陆市场,都可能向台湾服务业开放,堪称台湾经济的大突破。
必须承认,今日之中国经济,较十多年前已大不同。今日中国经济不再限于加工制造业,而意味着巨大市场,空前强悍的购买力,其诱惑越来越不可抗拒。且不谈资本家,就连各国名流包括大知识分子,都纷纷来中国“打躬作揖”,用自己的话语权做交换,但求在中国市场分杯羹。这现象用三个字概括,或可叫做“吃中国”。“吃中国”之人头汹涌,已蔚为壮观。
于中国当局来说,国内巨大的市场有如经济上的三峡水库,闸门朝谁开、灌溉谁的田园,全凭一己好恶,是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利器。就此而言,经济与政治、市场与统战,本不可分。中国当局的经济统战大致分三个层次:最低层次是直接送钱,如每年上千亿美金的对外援助,大多针对没有自我造血功能的落后国家;其次是送订单,比如买美国波音、买法国空客;最高层次则是开放市场尤其高端服务业。
服贸的最大看点,即是大陆服务业、金融业对台开放,等于给台湾送去一个大礼包。显然大陆最高当局下了最大决心,要以两岸关系的历史性突破作为自己任内最大成就,以奠定其个人的历史地位,为此不惜血本。在大陆最高当局看来,既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确定了经济全面自由化的总方针,大陆服务业包括高端服务业的开放就是迟早的事。与其先向欧美开放,不如先向同文同种的台湾开放,让台湾服务业在大陆先声夺人,即吸引大陆经济三峡之水灌溉台湾服务业,打造两岸经济共同体,再向欧美开放不迟。
在大陆当局看来,这样做一定是投台湾所好,毕竟台湾内需市场太小,经济上几乎完全没有规模和腹地可言。破天荒地让大陆服务业尤其高端服务业首先对台开放,让台湾一举解决经济腹地问题,在大陆当局看来无疑是空前大手笔,台湾民众和台湾舆论,理应喜出望外感恩戴德才是。
大陆的动人承诺,给了马英九政府“拼经济”的最大希望,也让马英九政府有了最大动力,不惜一切代价为服贸保驾护航。马英九第二任后期,声望急剧下跌,恶评如潮,而有“九趴”总统之讥,执政合法性也大打折扣。且台湾经济萎缩十多年,有如泥潭困兽,这是台湾最大的焦虑之一,也被马英九视为力挽狂澜的突破口。马英九政府只剩两年时间,若能在最后两年通过服贸给台湾经济带去活力和前景,在马英九看来也算对得起台湾父老,可以挽回自己的声誉。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,跟大陆签署和平协议,确保两岸和平的永续,自己就更可以名垂青史了。这就注定了服贸协议必然是马英九执政后期政治上决定性的一役,必然为此投入全部力量。马英九坚信,只要闯过了服贸这个要隘,后面一定是坦途。前面多少的困顿、屈辱,都可以得到补偿。台湾父老一定会深深感激他为台湾的付出尤其为台湾经济的付出。
但以反服贸为主题的太阳花学运突然爆发,犹如平地惊雷,把两岸政府震得晕头转向。弄不懂,想不通,气不过。对大陆当局来说,从强硬的“飞弹政策”,到主要致力于“争取台湾人民”的柔性对台,再到开放大陆高端市场给台湾做经济腹地,已经是大陆对台政策的最大调整。但无论怎么调整台湾民众都不买账,难道不是“逢中必反”么?
对马英九政府来说,台湾最大短板就是经济。亚洲四小龙之首已一落千丈,不复昨日辉煌,更致命的是看不到突围的可能,这不仅影响2300万台湾人民的生计,更有损台湾的尊严尤其有损自由、民主的尊严。所以当务之急只能是“拼经济”。自己千辛万苦才在这方面有所斩获,台湾经济终于有望突围,台湾民众却非但毫不珍惜,反倒群起攻之,在马政府看来,这也太不领情,太民粹。
岂止两岸两党困惑,就连大陆知识界,对太阳花学运也大多莫名其妙。必须承认,反服贸确有反全球化、反自由贸易的一面。在深受计划经济之苦的大陆知识界眼里,这太不可理喻,太理想化、太左倾,对太阳花学运也就颇多批评,造成两岸知识界的激烈争议。但争议无论多激烈,其实都是合理的、正常的,可以沟通,可以求同存异。但有人缺乏起码的善意,把大陆知识界的批评一概贬为政治上的反动,一概斥为“维稳”,不过是当年“革命大批判”的做派,不值一驳。
但是,反服贸决不止反全球化、反自由贸易这一面,而有复杂成因,其复杂成因中颇多合理成分。大陆知识界则对此所知有限,这种隔膜确实需要消除。
“太阳花”是对“中国模式”和大陆统战的反弹
台湾太阳花学运最重要的成因,是对“中国模式”的反弹。这种反弹之强烈,用惊弓之鸟形容,也不过分。
所谓“中国模式”,崛起于2008年奥运会。接下来的世界金融危机,更让各国不能不一度仰仗中国的钱袋,更助长了中国当局的傲慢。这傲慢主要体现为制度上和价值观上的所谓自信,即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想象。从前,中国在国际话语市场上一直弱势,中国当局也默认这种弱势,只敢向世界输出物质产品,即所谓“韬光养晦”。但在2008年奥运会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之后,中国当局在国际话语市场上越来越不甘寂寞,越来越急于输出价值观,越来越急于扩张所谓中国模式。
但中国当局始料不及的是,他们的努力只对各国政府部分有效,在民间起到的都是反效果。越是输出所谓价值观、扩张所谓中国模式,就越发导致全球公民社会尤其国际舆论的普遍恐惧,逢中必反就越有市场。流风所及,甚至株连民间交往。
我前年访日,一位日本学者就坦率告诉我,2008年奥运会之前,他只反感中国当局,但同情中国人民,认为中国人民都是受害者。2008年奥运会之后,他越来越不这么看了,认为所谓中国人民跟中国当局,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大的分别。我几次访问港台,港台一些朋友也向我陈述过几乎一样的观点。因而中国模式愈崛起,中国愈要在国际话语市场有所作为,世界范围尤其跟中国本土最直接的港台两地的民间社会,中国形象就愈不堪,中国这个词就愈让人谈虎色变,“去中国化”就愈声势浩大。香港在97回归前并没有所谓“港独”问题,回归多年之后“港独”竟渐成气候。97前香港已有大规模移民,稳定多年之后,近年再现移民潮。台湾的“去中国化”曾随着陈水扁政治上的破产渐趋沉寂,但因香港“一国两制”遭遇困境,近年也再起高潮,对中国的恐惧再度弥漫于台湾民间。
众所周知,类似服贸这样的经济关系,如果存在于台湾和美国之间,台湾和日韩之间,台湾和欧盟之间,都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大风潮。今天这大风潮,并不是服贸具体内容真有多大问题,真对台湾多么不利。很多反服贸的台湾学生和台湾民众,可能到今天都未必了解服贸的具体内容,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反,甚至认为自己反服贸根本不需要以了解为前提。为什么?就因为跟中国有关。只要跟中国有关,就无法让他们安心。这都是所谓中国模式的阴影投射,其实无关服贸,服贸不过正好撞上了枪口。
具体分析,中国模式与台湾社会,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冲突。
首先是与台湾人文传统的冲突。三次访台给我最深刻的印象,是台湾社会的人文性和人情味。经济的腾飞、市场的扩张、工商业的高度发达,并不一定要以牺牲传统的人文价值为代价,而可以完美结合,让每个社会成员既享受发展的红利,也享受人文的美好、人性的温暖。这点上,台湾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是做得最好的。而恰恰在这点上,中国模式跟台湾形成强烈反差,台湾民众绝难接受。
其次是与社会正义的冲突。在台湾,社会正义主要体现为均富。且以交通为例。大陆为发展高铁,充分保证高铁的客流量,原来的绿皮火车统统取消。坐不起高铁的穷人咋办?这问题根本不在决策者的视野之中。但在台湾,虽然也有跟大陆高铁类似的自强号,有跟大陆特快类似的莒光号,但逢站必停的“区间车”,照样四通八达,跟自强号、莒光号共存共荣。我从台北坐“区间车”到基隆,票价折合人民币区区八块钱,台湾谁会坐不起?而且车内宽敞明亮,干干净净,低价但绝不低质。不仅交通如此,台湾吃穿住各方面莫不如此,富人富得克制,绝不敢炫富,否则会被视为粗鄙、野蛮,后果非常严重。穷人穷得有保障、有尊严。不止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保障,更重要的是有整个消费结构保障。用台湾流行的词汇概括,叫消费正义。
不只在一次分配、二次分配环节注重均富,市场自发的消费结构也注重均富,可见均富代表的正义观在台湾之深入人心。从政治文化层面说,多数台湾人都有社会主义倾向,因而都比较左倾。国民党固然从来强调均富、强调节制资本,民进党则更重视分配正义。如果说国民党价值观上接近民主社会主义,民进党则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。两大政党在社会正义上你追我赶,造成的结果是台湾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充分发达,比北欧不差。但台湾人的税负却比北欧低太多。即台湾人用最低税负,拥有了可能最好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。这是台湾最大的成就和骄傲。中国大陆的两极分化则令他们恐惧,中国模式在他们眼里属于典型的原始资本主义、野蛮资本主义,跟台湾的发展方式没有任何兼容性。
再次是与自由价值的冲突。台湾的宪政体制确实颇多缺失,代议制确实常常失灵。但无论如何,台湾的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确有充分保障。这首先表现为骂总统的自由。民主转型后台湾历届总统,在任时没有一个不被骂得狗血淋头,都是万众欢呼中昂然登台,全民痛骂中黯然下台。总统如此,其他官员更不在话下,真的是官不聊生。
固然,民主社会人人皆可骂官,但像台湾那样每届首脑都被骂翻,所有官员都难有职业尊严,则世界少见。可见台湾自由度之大,确实首屈一指。台湾人对此非常享受,根本不能想象失去自由的日子。对于大陆的种种不自由,尤其对于台湾诸多网站被大陆封杀,他们觉得匪夷所思。我有个作家朋友一度定居北京,买了一套大别墅,但后来还是卖掉别墅回台湾,问他为什么?他说北京的两个东西让他无法容忍,一是雾霾,再就是封网。这感受为很多穿梭两岸的台湾人所共有。尤其是台湾中产阶级。因工作需要他们经常去大陆出差,但每次去都很痛苦,仿佛去“敌占区”,皆因对雾霾和封网的恐惧。
纯就物理意义而言,台湾海峡并不宽。但就价值观而言,所谓中国模式与台湾价值的距离,恐怕比两个星系之间的距离还要遥远。在台湾人看来,如果说十多年前,中国大陆的主要威胁是布点福建的几千枚飞弹,那么今天中国大陆的主要威胁则是价值观威胁。中国模式所代表的价值观,即绝对的发展主义,彻底的物质主义、拜金主义、金权主义,对自由平等的排斥,对人的尊严的无视,在台湾人眼里,再恶俗不过,再丑陋不过。台湾人在骨子里极度鄙视,他们坚信,两岸的价值冲突本质上是文明冲突,两岸最大的距离是文明的距离。
一方面在价值观上,在文化上,台湾人极度自信乃至自负。但另一方面,两岸经济体量落差太大,这又导致台湾人经济上的极度不自信乃至自卑。而经济上愈是不自信乃至自卑,对大陆当局在价值观上和文化上可能的渗透就愈是恐惧。我有个台湾朋友刚出一本书,书名就叫《没有中国的台湾》,代表很多台湾人的梦想——既然中国模式之下,有关中国大陆的一切都让人无法忍受,则不如干脆无视,当中国大陆不存在,不跟中国大陆有任何实际交道,惹不起,躲开还不行吗?两岸关系上的光荣孤立因此颇有市场。
两岸政客对台湾民间焦虑都缺乏意识
但事实证明,所谓光荣孤立说轻点一厢情愿,说重点是把头埋进沙堆的鸵鸟思维。两岸关系根本就是剪不断,理还乱。
说到这里,不妨讲个故事。
2012年3月,笔者第一次访台,去嘉义的路上碰到一个珠宝商场,专售各类红珊瑚宝石。平时都关门,陆客观光团来了才开门。笔者亲眼所见,陆客大巴刚到,就不知从哪冒出一队保安,急急忙忙地设路障。原来的双车道马上变成单车道,即大巴停靠的商场一侧禁止通行,形同戒严。随后陆客下车,在导游引领下鱼贯而入。我也混入其间,但见商场内人头汹涌,灯光昏暗,保安林立,仿佛黑社会开设的地下赌场。让我最恐惧的是,整个商场居然只有一个出口,且出口通道很窄,我当时就产生一个不祥的联想:要是突然发生火灾,商场里那么多人怎么疏散?得烧死多少人?
观光团规定购物时间是一个小时。时间一到,陆客大巴即绝尘而去,整个街区一下变得冷冷清清。商场关门,路障撤除。隔壁有很多小摊小店,其间我没见到一个陆客出入。大巴走后,我好奇地问摊主:为什么没有陆客来购物?摊主都一脸苦笑:有保安拦截,谁敢买我们的东西?我这才恍然大悟。
商场保安是没有执法权的,却可以实施交通管制,阻止陆客到隔壁摊点购物,这显然已违法。违法而能长期存在,商场想必大有来头。但打听结果,老板不过县长秘书的老婆而已。县长本人又该何等手眼通天?让人浮想联翩。后来我把这故事讲给大陆的媒体同仁听了,因为我相信陆客观光团一定更多坑蒙拐骗,希望他们派记者卧底调查。惜因事涉两岸关系,太敏感,没有大陆媒体敢涉水。
从这个故事,可窥两岸经贸寡头化、权贵抱团两头吃之一斑。这当然不是两岸经贸的全部,但的确是两岸经贸不容忽视的黑洞。黑洞的存在不足为怪,是大陆当局统战逻辑尤其维稳逻辑的必然产物。以经统政是大陆疆藏地区的统战指南,尤其是维稳指南,造就了一大批吃“维稳饭”的寡头,他们的任务就是所谓“反分裂”,全部利益也都在所谓反分裂。中央政府经常委屈地表白自己给疆藏经济输了多少血,但因利益结构不均衡,输血大部分用于赎买吃维稳饭的各级寡头,反而加剧疆藏地区的贫富不均和社会矛盾,中央政府对此则讳莫如深。
对台统战也靠利益输送,只是不能像对疆藏地区来得那么直接。两岸经贸就成了利益输送的主要管道,重点是对台湾几大家族,如连氏、江氏、辜氏家族等等。不单蓝营,绿营新贵近年也有分羹。譬如当服贸风头最盛时,偏有民进党“中央评议会”主委陈胜宏、不分区“立委”薛凌夫妇为主导的阳信租赁公司,在上海成立大陆总部,挺进大陆金融业。民进党发言人郑文灿不得不出面给说法,却解读为经济的归经济,政治的归政治,要公众勿过度解读。此说显然不能令人信服。轮到蓝营就是政经不分,涉嫌卖台,轮到绿营就很天真很纯洁,经济跟政治就要分开?事实上没有谁能分开,没有谁能避嫌。因为大陆市场尤其要素市场的闸门对谁开对谁不开,背后显然都有政治考量。
阳信个案上民进党的双重标准,说明即便台湾所谓反对党,也难逃脱被大陆当局赎买的命运,跟国民党并没有本质的分别。这种赎买的有效,才是台湾社会深层恐惧和不安全感的根源。大陆市场诱惑太大,大陆当局拥有的资源太多,且制约太少、底线太低,没有什么搞不定,台湾根本不是对手。
迟早要被大陆同化,被纳入中国模式的体系中,这是近年台湾社会最大的恐惧和焦虑。大陆对台统战越成功,台湾社会的这种恐惧和焦虑就越强烈,台湾民众对大陆就越是抵触。太阳花学运则是多年恐惧和焦虑累积的总爆发。所谓服贸,不过导火线而已。
但对台湾社会根深蒂固的恐惧和焦虑,无论大陆当局还是台湾的国、民两党,都缺乏足够认识。此前,两岸两党关系几乎到了三十年来最好的时期。当时我在台湾,经常对朋友开玩笑说,第三次国共合作开始了。国共两党合力推进所谓和平进程,简直凯歌行进,都以为大功即将告成。民进党的抵制也是半心半意。但他们并不知道,台湾民众都在冷冷地看着,他们越高兴,台湾民众越不放心,逆反心理越升级。当马英九政府决定孤注一掷强推服贸时,火山终于一夜引爆。
这时台湾民众不仅不满中国模式,不满两岸关系,而且不满所有政党政客和政治势力。所谓太阳花学运,是台湾民众抛开所有政党政客、所有政治势力,甚至抛开代议制,通过直接民主集体自救的一次尝试。这对两岸三党,甚至对台湾的代议制,都是一个深刻的教训。
“不统不独不武”已无法维持两岸现状
回头再说苏起。曾任台湾国安会秘书长的苏起,任上最大贡献之一,是首倡“不统不独不武、维持现状”的两岸政策,这管用了十多年。但今天开始,“三不”不再管用,而必须超越。
为什么这么说?且以服贸为例。
如前所述,反服贸有多种成因。对反自由贸易、反全球化层面的反服贸,笔者无法苟同。小众可以尝试理想化的新生活,可以不被现代经济裹挟,但不能强加给大众。就大众而言,现代经济显然不可逆,没有哪个国家的当代经济,因反自由贸易、反全球化而发展而繁荣。
既承认现代经济不可逆,则不能不承认服贸对台湾的合理性。有人会说,为什么台湾的自由贸易一定要对大陆?不可以只对欧美对日本么?这假定如果成立,台湾经济何至停滞十多年而无良策?过去十多年,台湾对欧美对日本难道不开放么?但并未拯救台湾经济。世界经济普遍复苏乏力,欧美日本拉动台湾经济复苏的能力有限,这是客观事实。这就注定了,犹如80年代中国大陆的经济开放主要是对美国,今天台湾的经济开放主要是对中国大陆。而如果放弃大陆市场尤其是大陆的高端服务业市场,就等于放弃了台湾最重要的经济腹地。接下来的问题是,可替代的方案在哪?台湾的经济腹地何在?出路何在?
因不统拒绝服贸,难。大陆当局对此最多无奈,但不致伤筋动骨,对台湾经济前景却可能是重创。那么无条件拥抱服贸如何?显然也难,因为服贸的确有政治后果,那就是通过两岸经济融合,打造两岸经济共同体,进而影响台湾民心,推进两岸政治上的一体化进程。可见,如果停留于“不统不独不武”,首先服贸问题就解决不了。
又岂止无法解决服贸问题。最要命的是,“不统不独不武”根本无从应对大陆当局的全面渗透。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。全面渗透的结果,只会是台湾的价值观、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失守,台湾全方位的中国模式化,没有任何力量能遏制这一趋势。即“不统不独不武”已然不可能维持现状,只会导致台湾社会的不断沉沦和溃败,导致台湾越来越不复为台湾。
超越蓝绿,公民自救,是去年洪仲秋事件以来台湾新公民运动最强劲的呼声,正在成为台湾社会的共识。这是台湾社会觉醒的第一步,但这不够,还可以再跨一步,即不仅超越蓝绿,更超越“不统不独不武”。“不统不独不武”建立在一个决定性的前提下,即十多年前两岸政治经济体量相对均等,国际社会尤其美国对大陆当局也有强大制约。这前提今天已不复存在,两岸政治经济体量已极不对等,国际社会尤其美国对大陆政府的制约也越来越乏力。如此情势还固守“不统不独不武”,无异刻舟求剑。越是被动防守,就越是被动挨打,就越是节节败退而不知伊于胡底。
这就需要大智慧,大战略和胆魄。既然必须面对,何不坦然面对?既然被动防守等于自杀,何不主动出击?台湾政治经济体量固然弱势,但也并非一无是处。无论价值观、文化还是生活方式,整个软实力上,台湾都占绝对优势。十多年来的两岸民间交流,也充分证明了台湾软实力的巨大吸引力。渗透从来是双向的,中国模式固然一直在渗透台湾,但两岸十多年的软实力竞争,台湾决没有吃亏,恰恰渗透和改变大陆更多。而对大陆的这种渗透和改变,正是台湾所最需要的。对此,台湾民间应有足够自信,而不是自暴自弃,自废武功。
台湾民间还需要抱以信心的,是对大陆内部改变的力量的信心。大陆不是铁板一块,甚至,在大陆的体制内部,执政党内部,也不是铁板一块。新极权早就不可能像老极权那样无所不能,它越来越泡沫化,碎片化,越来越是一种有限的力量。有限的力量偏要控制一切,结果必然适得其反,即越来越力不从心,在客观上对一切失控,直至对体制内、对中共自己失控。改变的力量则从失控的缝隙和管涌中,从体制内外、四面八方不断生长起来。大陆不都是野蛮、落后的代名词,它已经越来越逼近触底反弹的最后一刻。
汇集一切善意、汇集一切力量改变中国,不仅可能,更有必要。两岸所有僵局的根子都在中国模式,及产生中国模式的病态体制。在中国模式及其病态体制的制约下,大陆社会不可能是正常社会,台湾社会也不可能是正常社会,两岸关系也不可能是正常关系。想绕开中国模式及其病态体制独善其身,实则一厢情愿。两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,一损俱损,一荣俱荣。中国能改变,两岸有空间;中国不改变,两岸无出路,一切都是死结,一切都没得谈。
再说服贸。针对中国模式的反服贸,是台湾民众被迫的防守反击,正当性不容置疑。总被温水煮青蛙的台湾社会终于被一盆开水烫醒,开始正视两岸关系的严酷现实,开始如何面对不得不面对的中国大陆,这是好事,是台湾社会的自我启蒙和自我革命。
但至于服贸的具体内容,应另当别论,不可脏水跟婴儿一起泼掉。不仅台湾经济需要服贸,改变中国也需要服贸。如果服贸重点是大陆服务业和金融业对台开放,这本身就可以是改变中国的支点。因为过去台商到大陆,从事的大多是加工制造业。而加工制造业跟集权体制及官商勾结可以很好兼容,除了让业主暴富,确实对大陆体制的改变并无实质推动。被改变的反而是台商,所以台商的整体社会评价不高。但服务业尤其高端服务业不然,它们对制度环境极其敏感,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、对法治程度、对信息自由流通要求都很高。一旦在扎紧台湾的篱笆之后,台湾服务业尤其高端服务业以台湾为总部而大举进军大陆市场,不可能设想他们会像加工制造业的台湾业主那样,对大陆的制度环境有那么高的容忍度。那么无论他们愿意不愿意,他们都必须跟大陆的民营资本一起,共同推动体制的变化。两岸也就更容易形成合力,持续推动中国的改变。
这也是台湾可以自信的第三个理由。没必要夸大大陆的体制力量,没必要过于恐惧。现时代已经不是只靠拳头就能打遍天下的丛林时代,而是普世文明占优势的时代,即软实力占优势的时代。文明则是最好的软实力。当文明的力量联合起来,以柔克刚这个反复重演的人类奇迹,就不难再次重演。
那么,我们还等什么呢?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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